话剧《京报》传播真相，为民发声

《京报》是全国首部以邵飘萍为故事原型，重现《京报》创办历史的剧目。邵飘萍作为新闻全才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创办《京报》。他慷慨激昂的演说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，为五四运动吹响号角。这部凝聚着赤诚与热血的话剧，即使跨越百余年，依然能感受到为时代发声的勇气。

社会激荡中的《京报》与邵飘萍

话剧以倒叙的手法开始讲述，数位演员齐登场，轮流介绍《京报》的特点和背景：“该报无党无派，不予特殊权力集团撑腰，主张言论自由，坚持传播真相、坚持为民发声，创办者为邵飘萍！”尔后演员们或念白或低语，一一介绍自己与邵飘萍的社会关系：“他是我的同学”“我的同事”“我的学生”“老乡”“爱人”……维系这些角色的，只有一个纽带——《京报》。此时画幕一黑，好戏正式开场。

聚光灯再次亮起，时间来到了1916年6月，刚刚结束在日本近两年半流亡生活的邵飘萍，受《申报》社长史量才之聘，任《申报》驻京特派记者。然而受时局影响，他的信息搜集之路总是受挫，他说：“我堂堂申报之特派记者，到了北京竟也写不出有价值的新闻。”“看看现在的报纸吧，给民众们看的竟是些官员和戏子的八卦。”因此他意识到仅仅依靠《申报》还不够，所以成立了新闻编译社，自己编发新闻。他激动地对妻子汤修慧说：“我们应该发声！当局封锁消息，我们便主动联系政要，打破消息封锁。”随着新闻编译社的发展，邵飘萍更加意识到独立发声阵地的重要性，他感慨道：“新闻编译社虽初具锋芒但我仍觉不足，虽能借此发声，但还要倚靠别家报纸发声，仍受人左右。”这时，章士钊主办的《甲寅》投来橄榄枝，邵飘萍成为了《甲寅》的主编。他激进的文风既吸引了读者的关注，又引起了诸多非议。他评价称：“段祺瑞并非一心向共和，各军阀今之所谓谋战北方、谋战长江流域、谋战西南皆为地盘主义。”这种评论很快引起了段祺瑞政府的不满，章士钊也多次警告他要注意分寸。二人的办报理念之争很快上升到了改革理念之争，最终不得已分道扬镳。权衡思虑之后，邵飘萍与爱人召集好友，创办了《京报》。

《京报》创立短短一周，凭借视角丰富、言辞犀利的评论和博采众长、引人入胜的科学文化艺术副刊取得了重大成功，销量飙升，成为了进步舆论的重大力量。副刊《小京报》的主编彬彬如此坦言：“我既把这戏曲评论作为《小京报》的重中之重，就要写出引人注目，引人深思的文章来。”不久，记者们就迎来了创刊后的第一场战斗。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，国人群情激愤，却无处发声。《京报》主动担起了传声筒的职责，充分利用社论、评论等文章，秉笔直书，为民请愿。话剧在这里迎来了第一次高潮，舞台上的报社成员们奋笔疾书，振振有词。《京报》主创之一潘公弼在左，汤修慧在右，二人围绕邵飘萍时而推桌并拢，时而分桌提笔，营造出动荡时局下报社的繁忙景象。三人在台上轮流疾呼：“要闻！山东问题竟解决焉！东方德意志竟出现！”“要闻！学生界之大风潮……”“评论！外交失败第一步！”舞台下的学生由舞台两侧出现，逐渐向舞台下靠拢，然后散入观众席中，摇旗呐喊，这一刻，文字和新闻的力量通过场景展现充分传递。在场观众仿佛身临其境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。最终，学生运动取得成功，邵飘萍和同仁却四散各地，尤其是邵飘萍本人，不得已再次远赴重洋，躲避抓捕，《京报》停更。

下一幕讲述了段祺瑞政府倒台后，邵飘萍重回国内，筹办《京报》“复活”相关事宜。这一次，他经验更足，人手更充裕，挑战也更险峻。1923年，20000多名工人举行京汉铁路大罢工，长达1200公里的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——京汉铁路全线瘫痪。《京报》持续刊发评论：“反对任意剥夺工人的自由！”“反对对待工人如牛马！”3天后，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，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二七惨案”。以邵飘萍为首的《京报》记者们亲赴一线，刊登了多篇声援报道，潘公弼的弟弟，时任报社主力成员的潘劭昂义愤填膺地说：“吴佩孚他禁止工人举办工会，但根据约法条例，召开工会是合法的，吴佩孚他非但不能禁止，而且应给予保护。”不久后，潘劭昂被捕，此事让报社成员们陷入了巨大的迷茫和争论中，斗争是残酷、昏暗且充满血腥的，区区一家报社能担此重任吗？潘公弼在舞台上大声疾呼：“我就说嘛，你邵飘萍日后必定大有所为，但我不希望此等所为建立在什么惨痛代价之上。”在这里，剧本通过巧妙的台词设置和情绪递进与上一幕形成了呼应，同样的矛盾和冲突，邵飘萍选择离开《甲寅》，然而面对自己一手创立的《京报》，他选择继续坚持新闻理想，把《京报》办成共产主义报刊，唯有这样，才能救中国、启民智……